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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即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起源於今日敘利亞,被視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成為漢學研究一個活躍的領域。唐朝時曾一度在長安興盛,並在全國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漢族民众所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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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东方亚述教会的分裂與聶斯脫里(Nestorius)有關,他就耶穌基督的「神人兩性結合」的神學問題提出「基督二性連接說」(英語:conjunction;希臘語:sunapheia)[1][2],並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的地位進一步的提升,因而產生對「天主之母」稱謂的質疑。
428年,聶斯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亞歷山大宗主教奚利爾(Cyrillus of Alexandria)猛烈抨擊。431年,以弗所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開後,多個派別的衝突雖被調解,但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最終客死埃及。其派別亦被認定是異端,然而追隨者並不因此而輕易放棄,遂往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以及遠東等地區宣教。
1539年宗教改革時,神學家馬丁·路德在他撰寫的《宗教會議及教會論》(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確的否定聶斯脫里為異端[3]。
被天主教會視為「異端」的狀況持續到十九世紀末,聶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敘利亞教士發現後,它的學說再次重新被神學家廣為探討[4]。1994年東方亞述教會和天主教會簽署《在天主教會與東方亞述教會之間的共同基督論聲明》[5],達成解除兩派彼此之間的嫌隙。
5世紀末,聶派信眾遷往波斯,曾先後以迦勒底或亞述教會名義宣教,大本營一度遷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盛極一時。此後,景教被傳到中亞細亞等地,至6世紀末,已盛行於突厥、康居等等。
聶斯脫里教會可能於6世紀初便已進入北魏洛陽[6][7][8],當聶派傳入中國時,原稱「波斯經教」、「大秦教」,後改以景教為名,學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說英語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聶斯脫里教會歸類於東方正統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於東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雖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這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東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會的基督论都和聶斯脫里派相牴觸。
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並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敍利亞文,引起當時傳教士轟動。現時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作為引證。
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自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貴族之間的發展極快。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幸有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教士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有景教徒伊斯協助中興大臣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
唐代宗、德宗亦弘護景教。而當時福音已傳至部份海陸大邑,除兩京外,靈武、成都、廣州等大城亦建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間,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景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不屬於道教的宗教。景教與祆教及摩尼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法難後,趨於式微。這是由於景教的傳播過分依賴帝王和貴族的庇護,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迅速衰落,但在唐代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法時,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起事,據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9]載,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殺,可見唐末內地仍存餘著景教徒。
元朝開始,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得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蠻三部族皆信奉景教[10],其實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遺民。1278年羅馬天主教教宗尼閣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1289年尼閣四世派方濟各會教士孟高維諾率宣教士数人抵達中国[11]。當時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的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基督徒(景教與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車、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12]、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間,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其中镇江大兴国寺系舍宅兴建[13],金山十字寺為占用原有佛寺,[14]。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師掃馬(曾奉命出使至歐洲)和出生於大都的畏吾兒裔大公牧首馬·雅八阿羅訶三世(擔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展開中國傳教工作,景教徒數目隨之銳減。
現時全中國只有香港還有聶斯脫里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敘利亞來香港從商的信徒,人數並不多。香港的聶斯脫里派主教除了負責牧養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時兼顧東亞及南亞地區的所有信眾。[來源請求]
2010月10月5日,東方亞述教會主教Mar Awa Royel與Genard Lazar神父和Allen Youssefi執事由美國抵達香港,探訪在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會面後,他們以東方亞述教會的禮儀舉行了聖餐。這次的探訪可說是數百年來的首次。[15]
景教在中國演化時,大量參考佛教概念,其中較有趣的是,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為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耶和華的稱呼則取敍利亞文Alaha音譯,叫作「皇父阿羅訶」,亦有按照道教術語,以「天尊」稱之。
在中國佛教及道教影響下,景教有發展成綜攝(Syncretism)的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清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中国化景教基本教义[16]:
在八世紀末的時候,提摩太一世主教長在位時,就已經奠定了中世紀景教在跨越亞洲大陸的發展基礎。為了使得教會內部的組織更加的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宣教的工作更有果效,提摩太一世就將主教團和總主教的上層結構重新的組合,分別選出負責教會內部的都主教和負責宣教的都主教。
內部都主教
負責教會內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終聽命於主教長。當主教長去世之後,負責統理挑選新主教長的過程。
宣教都主教
更準確的名稱是「對外都主教」,他們是負責對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為他們位於一個較偏遠的地區,所在選舉主教長的時也都無法參加,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不受到波斯母會的影響。
在當時主要的都主教是位於「雷爾」就是現在的「德黑蘭」,而更早之前,因為提摩太一世的重組而經由選擇誕生變為負責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維達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國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也設立了新的宣教的都主教。在蒙古統治的時間,沿著絲綢之路設置了五個都主教處:哈烈、撒馬兒汗、喀什加尔、阿力麻里和位於畏吾兒境內的納加夫,後者在喀什加爾以北。而最後在忽必烈的統治期間,在中國的北京蒙右新都設了一所都主教處。而在那個時候宣教都主教則可以獲得權力可以在自己的轄區內可以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在當中選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會吏長來協助他,他們通常都是從當地的神職人員中選出來的。[19]
此外在中国各地也出土不少景教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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